收藏|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最全干货，来了
01
国际对话
“我们必须明确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并确定竞争领域，在确保竞争不会升级为对抗的前提下，开展良性竞争。”
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一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与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钱颖一展开对话。
围绕中美关系，基辛格强调，“我们必须明确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并确定竞争领域，确保竞争不会升级为对抗的前提下，开展良性竞争。”他认为，在两国关系的下一阶段，两国应该继续求同存异，在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履行国际承诺，共同努力战胜疫情，缓解自然灾难造成的损失，改善气候，互相合作，诚实而不偏颇地交换观点。“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目标，配得上伟大的中国文明，也符合美国人一直以来的愿景。”基辛格说。
除了中美关系，钱颖一还就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议题与挑战等焦点话题提问基辛格。基辛格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里，各国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至少就医疗和非战略等方面的问题形成共识。而即使是在战略领域，各国也可以尝试展开对话，探讨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的解决之道。
基辛格建议，各国需要支持制定预防性措施的联合行动，这种行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可以由各国的国家机构主导，再与世界各地的相关机构联系起来。二是可以首先建立区域性的，然后逐渐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机构，为这些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奠定概念性基础。
“发展中国家如何兼顾减排和经济增长，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 。”
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二聚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金融：趋势、机遇与挑战”这一关键议题。“开场聚焦”环节，英国第51任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展开对话。
两位嘉宾认为，贫困家庭会由于自然灾害和保护不足而遭受损失，但是应对气候变化也可能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发展中国家如何兼顾减排和经济增长，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
布莱尔指出，发达国家必须承担主要义务。第一，其必须表明自己准备采取坚定有力的行动；第二，要把重点放在未来10年，设法提升能源效率，处理好森林砍伐等问题，减少煤炭生产和对煤炭的依赖，并尽可能多地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第三，发达国家必须与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各国密切合作、努力协调，理解各自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需求。具体而言，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其气候融资承诺，即每年拨款1000亿美元，同时帮助向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资提供融资支持。
另一方面，绿色技术投资有助于降低发展中国家和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本，且目前全球金融市场上有大量的私人部门资金在寻找投资机会，但发展中国家许多绿色项目的问题是，这些项目不是以可投资的形式出现的。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投入、气候融资倡议等，不仅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还需要帮助政府建立合理的监管体系，并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投资基础，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布莱尔表示，当前英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证明自己仍然具备高度的竞争力，仍然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资产，在离开欧盟后，取得经济成功，并扩大政治影响。英国亟需制定适当的战略计划，不仅仅是后疫情时代的计划，因为疫情是各国都在面对的，而是后疫情+后脱欧时代的计划。
“中美应该求同存异，通过各种形式和级别的沟通与交流重建互信。中美良好的双边关系是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前提。”
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一“后疫情时代：复苏、挑战与可持续发展”上，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与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展开对话。
鲁宾认为，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疫苗接种工作还完成得很不到位，而同时病毒仍在蔓延。新冠病毒的变异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医疗卫生方面的最大风险，新兴市场需要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方面，拜登政府提出的新支出法案能够填补美国在基建方面的缺失，其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将提振美国长期经济增长。
对于中美关系，鲁宾提出，中美应该求同存异，通过各种形式和级别的沟通与交流重建互信。“当前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面临过的局面，这些问题是任何国家都无法自行处理的，只有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前提，就是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基于双方自身的利益发展建设性的双边关系，然后带动其他国家。”“大型科技企业参与金融活动也应适用‘系统重要性’的监管概念。”
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三“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效率、稳定与公平”的“开场聚焦”环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与国际清算银行（BIS）总裁阿古斯汀·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展开对话。围绕发达经济体超宽松政策，卡斯滕斯表示，各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所采取的宽松政策是必要的，当前的经济情况实际比此前的预期更为乐观。各国央行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遏制通胀不断蔓延的准备，并有必要考虑减少一些流动性。面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央行已经有较好的准备。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方面，卡斯滕斯提出，相比于私营部门的加密货币，只有央行数字货币（CBDC）才有最高的可信度。考虑到私营部门，特别是科技巨头本身可能带来的不稳定性，发展央行数字货币至少可以建立一个额外的、由政府掌控的平行系统，事实上有助于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卡斯滕斯强调，技术缺乏监管将导致严重的恶性循环，影响公平竞争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为此，有必要落实功能监管，确保同一类型的活动适用同一类型的监管制度。与系统重要性银行或金融基础设施一样，全球化的大型科技企业同样具有系统性影响，对于这类科技企业参与金融活动的监管，需要适用与前者相同的概念。“人们生活习惯的回归可能会在资产价格修正方面造成一定的宏观风险，但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要比以前小得多。”
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暨第五届浦山年会聚焦“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风险与政策应对”这一关键议题。“开场聚焦”环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展开对话。
John Williams表示，截至目前的FOMC会议都没有使用数学公式或特定算法来解释究竟什么是“平均通胀目标”。美联储的真正关切是，如何确保在一段时间内的通胀率平均为2%，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确保通胀预期被锚定在2%。
John Williams提出，在当前的全球低利率时代，资产负债表政策并非应急举措或所谓“非常规货币政策”，而是一种常规政策，“属于正常的补充和完善工具”。他补充表示，资产负债表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存量效应”（stock effect），但其量化效果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关于美国国内就业与通胀的矛盾，John Williams表示，美联储需要更加动态而全面地观察劳动力市场的全貌，不能只是关注失业率数据。美国住房价格正在迅速上升，其中有疫情带来的供应链瓶颈、劳动力供应不足等原因，与此同时低利率环境也会推高房价。John Williams认为，当世界逐渐走出疫情，人们生活习惯的回归可能会在资产价格修正方面造成一定的宏观风险，但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要比以前小得多，至少目前来看还无法威胁金融稳定。
“传统的‘分拆’不适用于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反垄断。正确的方向是，以一种负责任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扩大数据的可访问范围，确保数据不为平台所独占。”
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一“后疫情时代：复苏、挑战与可持续发展”上，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Knight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与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斯宾塞提出，现在反垄断监管的重点正转移到经济学家所称的“动态效率”方面。而在数据监管方面，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对数据负责任的做法。这意味着要回答下面这几个问题：在确保数据安全方面，是否存在负责任的做法？对于数据收集者来说，什么才是负责任的数据管理做法？是否需要披露数据处理情况，以及是否应该对数据用途进行监管限制？斯宾塞表示，在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方面，传统的“分拆”以及一些观点提倡的“数字税”都不宜用于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反垄断。正确的方向是，以一种负责任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式扩大数据的可访问范围，确保数据不为平台所独占，让目前和未来的所有机构，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金融机构都有机会获得数据，以便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进行创新。“未来的趋势应当是数据可以被部分看作经济体内的一种公共产品，从而让其成为整个经济体中创新和稳定的源泉。”斯宾塞认为。第五，传统金融机构在批发金融领域仍保有优势。应对数字化挑战，传统金融机构要保持合作和竞争并用的策略。对关注特定领域和客户群的小型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多合作。
外滩圆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五十周年】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回顾与展望
主持人：魏尚进 浦山基金会学术委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Jean-Claude TRICHET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中，美元将扮演一个更为温和的角色。”未来世界货币将形成一个三极体系，美元将扮演一个更为温和的角色，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SDR）未来会发挥重要作用。美元最终会被其他货币取代，而且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中短期人民币有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一旦实现后，将会极大地改变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未来，SDR将不仅是一种记账单位，而且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货币参考单位，如果有必要，SDR还可以是一种支付单位，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日本央行原行长“通货膨胀目标制逐渐失效，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今年是“尼克松冲击”50周年，正是反思当前经济发展和货币管理现状的良好时机。在目前的灵活汇率制度下，各国利率都趋近于零，但这并不代表各国真正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立场。美国对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施加了决定性影响，且这种情况由于“利率零下限”而变得更加严重，各国普遍面临货币政策空间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管理方法逐渐失效，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以适应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从务实的角度，中国应该尽量减少持有的美元资产，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Barry EICHENGREE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美元的地位不会被欧元或人民币替代，但会被蜂拥而至的小体量币种稀释，而数字技术将加速这一进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产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一是出现了所谓的“穆萨难题”，即随着名义汇率波动变大，实际汇率的波动也在加大；二是外汇储备需求并没有下降；三是各国并没有实现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四是弹性汇率的“绝缘性”不及预期；五是“特里芬困境”并没有随弹性汇率机制的发展而消失。未来的世界经济将愈发呈现多极化特征，这种趋势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非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而这就是21世纪“特里芬困境”的根源。国际社会正在形成的印象是：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不太可靠的联盟伙伴。目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继续以此形式存在。美元的地位不会被欧元或人民币替代，但会被蜂拥而至的小体量币种稀释，而数字技术将加速这一进程。
外滩圆桌|多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主持人：Edmond ALPHANDÉRY 欧洲50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前部长
Edmond ALPHANDÉRY 欧洲50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前部长“要让工业脱离化石能源走向清洁能源是个巨大的挑战，需要政府推动，也需要人们调整自身的行为，拥抱清洁能源。”Edmond主持外滩圆桌“多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很多人觉得气候变化真正的后果要到2050年前后才会出现，但是已经发生了很多极端气候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世界各国必须采取大胆行动，避免全球进一步升温。众所周知，每年碳排继续增加，全球温度不停升温，很多都是来自于化石能源和传统工业，要让工业脱离化石能源走向清洁能源是个巨大的挑战，需要政府推动，也需要人们调整自身的行为，拥抱清洁能源。长期来看，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必须征收碳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原特别顾问 “国际社会针对适应气候变化和损失损害两大目标的资金安排远远不足。”目前气候变化的融资缺口依然巨大，国际社会仅对减排目标作出筹资安排，针对适应气候变化和损失损害两大目标的资金安排远远不足。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脱贫等发展需求，也需要更多资金支持。然而，由于《巴黎协定》对资金援助责任并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发达国家至今连2009年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尚未落实。事实上，该规模已远不足以支持全球的减碳目标。为了实现有效减碳，需要在各个国家内部进行规划，同时也需要全球各国之间的协调。仅仅依靠市场调节，我们很难在28年之内完成世界能源系统的脱碳。事实上，市场甚至不会是脱碳的主要工具，监管才是主要手段。逐步取缔燃煤电厂、规划可再生能源的区域电网、逐步淘汰内燃机汽车等等，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监管的重点领域。而要实现这些，需要各国对土地使用、电网和公用事业部门进行全面的规划。Mari PANGESTU
世界银行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常务副行长“发展中国家要把‘人’置于气候行动的核心，发达国家应该在资金、科技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全世界必须要共同解决气候变化相关的公平公正的问题，所有国家都必须展现出实现目标的决心和行动。发展中国家要把“人”放在气候行动的核心，发达国家应该在资金、科技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各国的顶层规划不光要加大对新能源的部署，还需要对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转型通盘考虑，如推动工业部门从能源密集型向技能密集型、智能密集型过渡，并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吸收能源转型造成的失业问题等。Tharman SHANMUGARATNAM
新加坡金管局主席“若新能源及其基础设施相关技术创新进展缓慢，化石能源和新能源价格齐涨的局面仍将持续，加剧全球长期通胀风险隐患。”根据IEA评估，全球在本世纪中叶要达到净零排放目标，还有一半的技术尚未投入商用或不适合上市。绿色技术发展滞后导致全球仍然存在较强的煤炭惯性。近期爆发的能源危机也揭示了新能源更具脆弱性和波动性，并反映出储能技术上的短板。若新能源及其基础设施相关技术创新进展缓慢，化石能源和新能源价格齐涨的局面仍将持续，加剧全球长期通胀风险隐患。Lord Adair TURNER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能源转型的核心是电气化和去碳化，但需分类施策，有的放矢。”能源转型的核心是电气化和去碳化，但需分类施策，有的放矢。针对“可以被电气化”的部门，应加强电气化改造的具体规划、财政补贴和监管措施，对碳市场形成有力补充；针对“难以被电气化”的重工业部门，如钢铁、水泥、化工、长途运输、海运空运等，应充分发挥碳市场的去碳优势，加强重点行业碳定价的国际协调，稳定企业的投资和创新预期。与此同时，碳定价收入可用于支持早期技术开发，相关补贴也应随着技术成熟及时退出，避免造成道德风险或供给过剩。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金融专业人士“我们需要有一个对于气候相关的资产的系统科学的管理方法。”朱云来在外滩圆桌“多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演讲
中国理论上可以开发的潜在光能储量可观，光能特别是光伏发电的路线是有可能的；风能储量相对光能储量偏少，但并不排除风能可作为一些特定场景替代传统能源的补充。如果知道光伏现在的成本是什么，就至少要把碳的价格提得比光伏还要高。一方面，从市场角度来看，相对更高的煤电价格可以鼓励社会更多运用光伏电、清洁电；另一方面，提高煤电价格可在短期回收更高价值，又可为清洁能源做备用电源，这样对于资产转型、资本回收都有好处，也涉及到投资体系平稳性过渡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对于气候相关的资产的系统科学的管理方法，恐怕这是比较复杂的体系，还需要政府发挥主动的引导作用，各国政府之间也需要更好地沟通，来设立世界的共同目标。
外滩圆桌|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可持续复苏：挑战与应对
主持人：张涛 CF40学术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
外滩圆桌“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可持续复苏：挑战与应对”现场
Robert RUBIN美国第 70 任财政部长
“新兴经济体疫苗短缺的关键在于缺乏生产能力，发达国家需要认识到新兴经济体的疫苗普及是全球利益。”
尽管新冠疫苗有可能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专利豁免，但新兴经济体疫苗短缺的关键在于缺乏生产能力。发达国家需要认识到新兴经济体的疫苗普及是全球利益、可以利好发达国家进一步复苏，才能在生产上帮助新兴经济体获得疫苗。
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突出债务风险主要是由其国家内部的问题导致的，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使得这些国家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应着眼于帮助这些国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才能解决债务问题。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透明度应进一步提高，以提升私营机构参与债务风险化解行动的积极性。
José Antonio OCAMPO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发达国家因为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其减排成本是远远低于新兴经济体的。”
在当前的全球减排行动中，发达国家因为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其减排成本是远远低于新兴经济体的，新兴经济体的减排实际上是用更高的自身成本支持全球减排利益的实现。基于此，发达国家应该对新兴经济体的减排行动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另外多边开发银行也应在其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巴黎俱乐部缓解了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官方债务风险，但不涉及私营部门债务，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私营部门通过继续融资加快恢复的进程受阻。事实上，新兴经济体中债务规模更庞大的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得到债务协调机制的覆盖，应考虑适当扩大现有债务协调机制的覆盖范围。
Marcos TROYJO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
“世界需要更多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按照购买力平价来测量，新兴经济国家比七国集团的经济规模还大。即使把中国从E7国家拿掉，把美国从G7国家拿掉，E6的经济总量也要大于G6。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其分化程度要高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化程度。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声音，有人提出要预防、谨慎——这是保护主义的变体，会加深各国隔阂。世界需要更深程度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它的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可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和偿债能力。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新兴市场国家在未来要面对四大挑战：疫苗短缺、债务风险、供应链问题、低碳转型。”
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以下四方面问题：第一，疫苗短缺问题，将会阻碍经济活动的正常化。第二，债务风险，新兴经济体的外债负担较重，疫情冲击使得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受到负面冲击，偿债能力下降，债务风险逐渐暴露。第三，供应链问题。未来很多发达国家会把一些生产链、供应链产业迁移回本国，这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第四，低碳转型问题，发达国家此前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已过高峰期。但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对化石能源还有很高的需求。目前正在研究的碳税对于发达国家影响较小，对于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有较大的影响。外滩圆桌|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效率、稳定与公平
主持人：沈 艳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外滩圆桌“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效率、稳定与公平”现场
黄益平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除了加大反垄断力度，数字经济领域还需要发展其他新的监管框架。”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其发展优势主要在于市场规模。现在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整顿市场秩序，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数字经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积极转变，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物流服务实现了中国的区域市场的融合，而且支持了经济稳定。金融科技，包括移动支付、高科技现代服务，也提升了金融的普惠性。加大反垄断力度非常重要，要消除那些会影响到消费者权利的垄断行为。除此之外，数字经济领域还需要发展一些新的监管框架，因为数字经济确实和传统经济非常不一样。Tobias ADRIA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及资本市场部主任“要保证央行数字货币和常规货币一样安全，既不会被用于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也不会颠覆常规的金融系统。”数字货币具有让支付更简单、赋能金融普惠和促进跨境支付三方面优点，但同时也存在银行业去中介和宏观审慎方面的隐患。很多小国会担心人们拥抱数字美元、数字人民币等数字货币时会抛弃本国货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如此多的国家在研究央行数字货币。要保证央行数字货币和常规货币一样安全，既不会被用于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也不会颠覆常规的金融系统，各国必须对其设计特点、运行机制进行缜密思考和规划。Jason FURMAN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数字经济时代）对于监管者而言，最重要是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此过程中，预防垄断更重要。”对于监管者而言，最重要是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每个人都可以进场，并在公平的环境中发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预防垄断更重要，因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当你发现垄断的时候，监管就为时已晚。
监管者要保证金融行业可以利用科技更好地发展，把监管目标放在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上面，而不是针对技术进行监管。与此同时，竞争和隐私保护是互补的，促进行业公平竞争在某种程度也有助于保护隐私。
02
观点集锦
一、宏观趋势、经济复苏与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复苏与政策选择（上下滑动看全文）
对经济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应以跨周期的视角和策略加以解决，建议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长规划，就是给出一个适当长的时间，确定目标和任务，同时也是给出明确预期和缓冲纠错空间；硬措施，就是给出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市场纪律，不能动摇和退让；软着陆，就是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目标，即使有的泡沫破了，也不至于动摇大局。
面对“双碳”问题，应当基于国情，遵循绿色转型和市场化规律，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和增长四位一体，厘清新旧能源的替代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同时要加强碳核算、碳账户等基础性工作。
余永定 CF40学术顾问、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在通胀和金融稳定可控的条件下，我国应当制定指导性的、合理的、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充分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提振经济增长。目前PPI的上升还不足以对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构成重要制约；中国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不足以说明，中国采取扩张性宏观政策就会引发某种形式的金融危机。
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央行可以配合采取各种措施压低利息率。我们有足够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
疫情以来，中国债务积累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从结构上看，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速很快；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几乎位居全球第一；政府部门显性杠杆率上升相对较慢。
总体上，由于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中国的债务利息支出处于很高水平；债务风险更多向公共部门集聚。未来，要实现债务可持续，最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债务积累机制，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纠正过去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风险定价扭曲，真正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经济进入转型期后，社会问题会出现新特点，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只是其中一个选项，更重要的是改变过去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依靠税收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改善非正规就业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新的社保体系强调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在教育与培训方面的救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能力。
#通胀、全球复苏与疫后趋势（上下滑动看全文）
Ray DALIO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近年来有五大力量互相作用、相互影响，对于世界格局与宏观周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是接近0%的利率环境；二是本就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财富鸿沟和价值观鸿沟；三是一个或多个大国崛起，并在经济上、技术上和军事上挑战现有的大国，从而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四是自然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流行病、干旱和洪水；五是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当前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是否可以利用自身所具备的伟大的创新能力来驾驭这些力量，并产生良好的结果而非破坏性的结果。Kevin WARSH 胡佛研究所杰出访问学者、美联储原理事：过去十年来，美国物价虽然多在1.7%、1.8%的水平上，但较为稳定。由于统计是存在误差的，所以我认为略低于2%的通胀目标并不成为问题。美联储一直将通缩认作主要威胁，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通胀，因此才提出平均通胀目标制……是政策本身导致了目前的高通胀。Claudio BORIO 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主任：疫情危机过去后，我们需要重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明确界限。当前，这些界限是模糊的，尽管在危机期间这种模糊是必要的，但如果这一点变得根深蒂固，就会增加经济陷入不稳定的风险。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除了重振结构性改革这一艰巨任务外，我们别无选择。 彭纯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面对全球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压力，各国很难独善其身，只有深化内部结构改革，改善投资环境，携手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一是加强国际政策的协调，共同面对潜在风险；二是摒弃单边保护主义，切实推动多边合作；三是改善投资环境，夯实长期增长潜力。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长期资本的重要来源，可在基础设施领域积极布局，助力全球可持续增长。
工业经济发展到数字经济是一种质的变化和范式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背景下，经典理论出现了“晕轮效应”，即无法被实证数据所证明。同时，经济学的经验法则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预测力都在明显减弱，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根”结论也在动摇。因此，可以说传统理论与当前的数字经济出现了背离。随着双循环战略、“双碳”目标、金融脱媒、“三次分配”、鼓励生育、双减政策以及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等诸多国家重大战略与政策的相继出台，新的投资机会不断涌现。市场应当深入分析上述政策，深入发掘新的投资机会，并尽力规避与政策方向相悖的风险。段国圣 CF40理事、泰康保险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今后，中国资管行业的发展有三大机遇：一是养老金，需要在制度层面全面推进个人养老金账户、设计出与之相适配的税收激励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其他配套政策；二是高净值客户，预计中国该群体的数量和投资规模将在未来五年延续较快增长；三是中国居民财富再分配，特别是从房地产和存款向金融资产的转移。在具体的资产配置模式方面，无论是养老金、高净值客户，还是普通居民，都存在绝对收益和业绩弹性的双重需求，诸如“全天候”、“固收+”之类的均衡型资产配置模式在我国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大流行病与应对（上下滑动看全文）
金墉 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副主席兼合伙人、世界银行第12任行长：
在最近的历史上，人类唯一一次成功地应对的流行病就是艾滋病毒，因为我们很好地管理了知识产权问题——医药公司能够通过开发药物获取可观收入，进而才有能力和动力持续研发先进药物。如果能够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同时有效地分享分发（新冠）疫苗，我相信人类也可以战胜新冠病毒，但或许需要有更强大的全球领导力才能实现上述目标。
Tharman SHANMUGARATNAM 新加坡金管局主席、二十国集团疫情应对融资高级别独立小组联席主席：
我们需要加强全球监测能力，建立良好的实时网络，把区域、国家、全球的监测情况连接起来，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从而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升全球供给能力更为关键，这包括开发、生产、分发疫苗的能力。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需要加强世卫组织的职能，必须让世卫组织获得更可靠的融资，要确保世卫组织有权力制定规则，从而确保所有国家根据全球卫生规则履行义务。
Bruce GELLIN 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席公共健康策略官：
问题的核心是反应速度。一旦出现传染病，行动一定要快。行动越慢，（病毒）传播得越快。因此我们要加强早期预警系统，这对公共卫生管理至关重要。数据是“秘密武器”，只有分享数据才能有效触发早期预警，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
二、全球治理、国际贸易与中美关系
（上下滑动看全文）
安娜贝尔·冈萨雷斯（Anabel GONZLEZ）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如果世界各国想要的未来，是一个贸易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各国走向繁荣的未来，那么就应该携手加倍努力，重振贸易。一要确保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全球贸易一体化整合程度较低的国家能够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继续将贸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缓解贫困的动力之源；二要加强贸易的韧性，确保在下一次冲击到来时，贸易能够成为经济力量的支撑点而不是弱点；三要加强贸易在未来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数字贸易、应对气候变化、和包容性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人将频繁发生的危机归咎于全球化。但全球化一方面使我们更加脆弱，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危机有更强的抵抗力。解决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途径并不是通过贸易限制，这只会让供应更加短缺，而是增强全球经济的韧性，并且为疫情、气候变化等冲击做好准备，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全球经济合作。此外，在国际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方面，恢复互信是最严峻的全球挑战。
朱光耀 CF40学术顾问、财政部原副部长：
中美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来的欧洲金融危机、埃博拉大流行病等一系列重大全球问题的处理上，保持了高效的合作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在中美最高领导人的授权下，我们在双边经济和全面关系的处理上加强对话与理解，将彼此的发展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而非威胁，这种基本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敏感问题，当时我们的做法是，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坚持通过私下渠道进行信息交流、控制风险，最终美国、中国和全世界都从中受益。
长期来看，国际贸易出现了四方面趋势性变化：
一是数字化。国际贸易的内容、结构、方式和规则都在发生数字化的变化，相关规则也应运而生。
二是绿色化。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地和深入，绿色规则的约束力也将不断增强，进而对生产和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规则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是服务化。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国际贸易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服务贸易在增值环节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四是韧性化。近期，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汽车和航运等行业受到影响，但这也将促使各国重视产业链安全，并采取采购多元化和提高聚集度等方法来增强国际贸易的韧性。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拜登政府因受到国内政治的强烈掣肘，其很难修正特朗普时期过激的贸易政策；美欧贸易争端有所缓解，但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受到国内政治派别斗争和地缘战略竞争的影响，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存在的经贸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对话、磋商与谈判，逐渐弥合分歧，解决矛盾，达到双赢。
三、金融开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下滑动看全文）
屠光绍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站在 “十四五”新起点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既需要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功能服务好国内大循环，同时也需要通过加快开放，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助力国内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遵循两条发展主线：一是继续补短板，即需要金融市场功能的深化和更大力度、更深层次的开放；二是要增创新优势，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和中国自身金融体系的发展面临着新的赛道、新的任务，如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
霍颖励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
基于新的使命和要求，“十四五”期间要聚焦三个方面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是打造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规则体系、制度体系，通过保持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提高抗风险能力；二是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紧张和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扬的情况下，要保障国际贸易的顺畅和我国能源安全，为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外部环境；三是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提供重要通道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王振营 上海黄金交易所总裁：
未来，黄金市场可以在准入标准、交易规则、质量标准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是制定负责任黄金中国标准，对产金企业设定更高的ESG标准，探索产金企业实施碳中和的可行路径，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提高交易标准化程度，提升交易效率和交易规模。三是借鉴国际经验，加快黄金市场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结合境内外产金用金企业的实际需求，通过标准、规则、定价权等输出和资源整合，汇聚境内外多种币种、多品种、多元化产品和业务模式，进一步提升黄金市场的凝聚力。
Teo FLOOR 全球中央对手方协会秘书长：
全球经济深度互联互通，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价机制和合理的风险转移机制。以全球中央对手方协会（CCP12）的经验来看，规则要更加清楚、透明，这样能更好地确保运营流畅，更好地对风险进行定价。风险永远不会消失，关键是通过定价方式对其进行准确的描述，让市场参与方能够有协调一致的理解。
LOH Boon Chye 新加坡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新加坡和上海都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的思路非常一致，因此可以尝试共同牵头制定有关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共同分享工具和知识，特别是在关于企业如何进行信息和数据披露的标准设计方面。这样既可以帮助投资人在寻找、搜索这类数据时减少摩擦成本，同时也可以提高整个生态系统的建设效率，获得更高质量的数据，更好为全球市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产品组合和金融交易的解决方案。
施琍娅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主任：
“十四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是“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明显增强”。从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承载上看，上海需要提供国际货币配套等全球公共服务，应提供能让境外投资者买得进、卖得出，有风险能对冲且进出制度成本相对低的环境。此外，全球资源配置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权益保护的问题，因此政策环境要稳定，法律保障要得当。
一个活跃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建议培育一个更完善的离岸人民币回购市场。第二，建议高质量发行人更多、更常规地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同时，支持企业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为企业提供成本合理的人民币融资渠道，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离岸人民币投资产品。第三，离岸人民币市场是跨境人民币的资产流动平台，企业可以进行融资、质押和回购交易，并盘活“一带一路”市场的离岸人民币资产。
王云峰 CF40理事、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
如果要打造面向国际国内的资产管理和资产配置中心，我建议上海可以考虑成立一家托管银行。目前，国内没有专业的托管机构，基本上相关业务都是在各家银行或者证券公司中托管。未来是否可以成立一个专业的托管银行，同时允许外资投入？我认为这将极大地促进上海投资生态系统的发展。
四、气候治理、能源转型与ESG投资
#“双碳”目标与能源转型（上下滑动看全文）
据测算，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全球预计需要近100万亿美元。面对如此大的资金缺口，首先，发达国家要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出资承诺，发挥公共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建立鼓励绿色可持续投资的制度设计、政策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引导社会投资流向低碳领域。
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建立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碳市场、碳定价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减排力度，促进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通过碳市场收益分成机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和开展能力建设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要确保全球碳市场的环境完整性，防止减排量双重计算，避免碳泄漏，促进贸易公平。
绿色金融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大有可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强化绿色金融“三大功能”，做实做强绿色金融体系“五大支柱”，更好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体包括四方面措施：一是对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有序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前瞻性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金融稳定问题；三是不断强化碳市场功能，运用金融的力量推动碳定价机制建立完善并高效运行；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有效形成政策合力。
在新能源没有“立”住时，传统能源不能退出。市场是不存在“先立后退”的。市场投资虽有波动，但通过资本市场让传统能源企业退出可能是正确方向。
政府干预真正能调控的空间，一是通过相关标准和约束条件，推动市场向长期有利的方向转化，实现平稳过渡；二是政府对低碳行业进行补贴时，要把握好力度和进度，帮助低碳行业替代、战胜传统行业。
陈文辉 CF40学术顾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资本进入“双碳”领域需要政策引导，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资政策等。因为碳排放是典型的负外部效应，按照一般商业逻辑的投入是不经济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政策手段将企业碳排放成本内生化，倒逼企业加大减碳技术研发和工艺改造投入，并产生经济效益。
当前，“双碳”投资可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和绿色基础设施，低碳技术领域的初创企业，“双碳”与数字经济结合的领域，碳交易及其衍生出的碳资产等领域。
谢众 上海清算所董事长：
在服务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方面，金融基础设施要发挥好三个方面的功能作用：一是加强资源配置的能力，拓宽融资渠道和融资品种；二是增强风险管理的功能，积极推动集中清算，尤其是中央对手机制覆盖的范围；三要增强市场定价功能，拓宽绿色债券指数，绿色债券要纳入宽基指数，使市场有更多价格发现的能力和精准定价的水平。
今年9-10月份的限电事件给予我们一些思考：一是在向新能源转型的同时，在大规模、低成本的储能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前，需要保证传统能源的生产能力保有足够的冗余；二是能耗双控政策需要在时间方向上保持调节的弹性和空间，以对冲新能源供应的潜在波动；三是能耗双控政策的覆盖范围和技术设计应该逐步扩大和优化。
长期来看，我国也许应当考虑以征收碳税为基础，以碳配额交易和碳边境调节税为依托，以对负碳技术和应用的补贴为补充，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更有效率的碳排放控制，并兼顾减碳成本分摊的公平性。
#ESG投资和气候投资（上下滑动看全文）
史美伦 CF40学术顾问、香港交易所董事会主席：
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是维持市场质素的基石之一，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和帮助投资者降低投资风险，也有助于提高市场的吸引力。港交所在多年的监管工作中发现，市场教育对于提升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和全社会对于可持续投资的重视非常重要。
要实现巴黎气候目标，全球一半以上的绿色投资都需要流向亚洲，这个领域还需要更多的合作，特别是需要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
中国的资产管理，特别是养老金管理市场，可以在为气候转型提供资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到2030年将拥有超过70万亿美元的可投资资产，其中约有60%的资产是针对非存款产品的，如证券、共同基金和银行财富管理产品。鉴于这些领域不断出现业务部署和创新，情况相当令人乐观。
Noel QUINN 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
目前，资金并没有以足够快的速度流向真正的可持续项目，新兴市场尤其如此。需要认识到，新兴市场的碳减排项目蕴藏着巨大机遇，可以帮助金融业的现有客户实现转型并实现长期盈利，并促使全新行业诞生，甚至强化全球金融体系。未来的社会将由这些机遇来定义，公共和私人部门必须共同努力来支持新的投资机遇。
Bill WINTERS 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B20峰会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急委员会联席主席：
我们经研究估算，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至2060年总共需要127-19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相当于每年3.2-4.8万亿元的投资。调动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内部进行调动，必将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是在新理念的引领下，资本有望进入那些以前难以吸引私人投资的国家。
David SCHWIMMER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
要想评估一项资产的气候风险或绿色机遇，投资者需要全面的、完整的、可比的、跨越行业和国家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如今是暂缺的。全球上市公司中披露或设定减排目标或内部碳价格的公司很少，一些国家和部门的数据覆盖也非常不完整，我们还需要在包括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各种资产类别中获得更好的气候数据。
刘逖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要稳步提高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质量。要针对各类上市公司分类施策，制定差异化的披露标准和指标体系，以提高信息披露内容的针对性、可比性。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角度看，要把握好四方面的关系：第一，处理好披露形式和经营实质的关系；第二，处理好披露质量和披露成本的关系；第三，处理好国际共识和中国特色的关系；第四，处理好合规性和有效性的关系。
Henry A. FERNANDEZ MSCI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未来，对ESG和气候的关注会成为主流，并完全融入到投资的全过程中。我们必须在此之前建立最低的ESG披露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要“一刀切”地制定同样的规则和标准。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制定“最低”的标准，保持一定的灵活度，这才是健康的。
杨华辉 兴业证券董事长：
在我国经济加速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的背景之下，资本市场应发挥引导更多资金向低碳转型的新领域、新技术、新模式倾斜配置的重要作用。资管机构开展ESG投资，实现资产可持续配置，既是资本市场的内在发展要求，也是服务国家战略的要求，同时是担负起全球治理共同责任的要求。
何海峰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SG投资的需求规模大，紧迫性强，但也面临着缺乏统一的投资指导标准、合规风控体系以及发行适配的绿色金融产品和需要加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的挑战，特别是当前配套的基础设施不足。建议尽快出台中国证券市场的ESG信息披露标准和细则，加快推进ESG因素全面纳入资管行业投资决策、风险管控体系。各方要形成合力，协同参与到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创新建设中来。
#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下滑动看全文）
Deborah LEHR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物多样性消失的风险。我们需要重估自然，政府应当提供激励政策，以发挥市场力量来保护环境。现在，热带雨林收缩、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是自然生长速度的1000倍，大自然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物品和服务的能力正在削弱，这给人类繁荣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与维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有时可同向发力，但有时两者也可能存在矛盾，绿色金融应统筹考虑支持碳减排和生物多样性。
未来应针对这两个领域的各自特点和相互关联，强化大环境气候系统观念，提高金融支持的有效性，同时降低相关风险，具体而言：一要对节能环保、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碳减排项目加以更明确的区分和细化；二要推动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全国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三要统筹协调，加大金融支持碳减排和生态保护的力度；四要及早评估生物多样性的金融风险。
Sir Partha DASGUPTA 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经济学名誉教授：
几十年来，在人均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人类对于自然的损害也超过了自然本身能自我更新和修复的程度，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被严重忽视。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的衡量模式：第一，必须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的需要和自然在可持续的情况下满足需要之间是不均衡的；第二，要改变经济成功的标准，要统筹考虑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第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机制变革，全球金融系统应该支持我们对自然的可持续性的互动。
Simon ZADEK “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项目原联席主任：
以前我们认为“自然”是一个外部因素，要改变这一观念，就要把它视作金融系统中的一项有价值的资产。但衡量“自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大家没有像关注减碳话题一样去关注自然话题，是因为很难就其找到类似“1.5摄氏度”这种可量化的标准。我们对自然问题的研究多半用的是“质”化的方法，而要想把它转化成“量”化的金融工具，就需要更多研究，需要制定标准和目标。
Andrew DEUTZ 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政策、机制和生态金融总监：
做投资决定时需协同考虑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美国近期最大自然栖息地所受到的伤害就源于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因此，在做大型能源项目规划时，我们必须要就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进行讨论。例如，莫哈韦沙漠太阳能开发项目在初期规划时就同时考虑了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们需要这样的进步。五、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
#数字经济与监管（上下滑动看全文）
金融与数字经济健康融合发展离不开对金融科技的有效监管。在积极推进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的进程中，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基本关系没有改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没有改变，金融要始终注重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行业基本特征没有改变。
各类数据活动的管辖权、交易权应当归属于国家。任何数据活动都应该遵循国家数据安全法规。数据的所有权由双边交易的主体所共有。与此同时，数据转让后的主体仅拥有使用权，通常不允许转售。数据的所有者享有数据的财产分配权。比如对于互联网平台采集的个人数据而言，作为数据的原始贡献者个人与作为二次加工者的平台都应当享有数据的财产分配权。作为拥有大量个人数据的平台，也应当将数据交易收益的20%-30%返还给数据的生产者。
Tim ADAMS 国际金融协会总裁、美国财政部原副部长：
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监管标准需要加强协调，减少监管法规之间的冲突，否则可能将阻碍国际数字贸易和服务的长期增长，甚至可能损害整体经济活动和增长。
大型科技公司经常基于“赢家通吃”的动机开展恶性竞争，一旦获取市场支配地位，就会进行排他性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必须加强对金融科技领域的反垄断监管，防止恶性竞争。
要对互联网消费信贷实施和传统金融服务一致的监管。一方面，大型科技公司变相从事金融业务，却没有牌照。另一方面，互联网消费信贷存在金融价值观扭曲和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按照“相同业务相同监管”的原则，对金融科技公司进行牌照管理，防止监管套利。
金融作为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数字环境下，金融牌照的地域边界和客群边界的实现，需要监管部门下功夫。功能监管要落地，不能说“牌照不是我发的，不归我管”，也不能以“人手不够”搪塞，人在“阵地”在。严厉打击互联网平台上的违法违规行为，一定要“打早”、“打小”，因为互联网上的散播、扩张速度很快。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必须重罚，依法追究相关单位、人员的刑事、民事责任。#数字化重塑金融生态（上下滑动看全文）
何东 CF40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
央行数字货币使用的激励机制通常有两个模式：一是混合模式，央行保持现有的两层架构，由服务商或商业银行发行、帮助管理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是直接负债，能看到所有单笔交易的数据。二是中介模式，通过商业银行或其它服务商自行负债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但资产是与央行储备一一对应的。这种情况下央行只看到批发数据，只有商业银行或服务提供商可以看到单笔数据。
如果央行把收集到的数据储存起来，那数据价值就无法体现。如果数据只在指定机构间分享，数据价值还是有限的。比较好的做法是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对所有金融机构共享数据，在保护隐私和发挥数据价值之间取得比较好的平衡。
张健华 CF40成员、华夏银行行长：
未来，产业数字金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产业正在快速数字化。产业是根本，数字化是手段，金融既是目标也是工具，最终目标是各方共赢。产业数字金融要发展，必须要创新、开放，以及做好风控。我们在风控端，也就是对客户形成授信评价还存在短板，需要制度创新、政府监管、法制建设、数据治理相配套。
我们调研发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之所以容易资金紧张，不是因为融资难、融资贵，而是有很多应收账款收不回来，问题出在供应链上—大企业挤压小微企业流动性，将账期拉长，增加了小微企业的杠杆率和融资负担。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是否可以考虑把应收款应付款这种企业间单向性的业务放到公共平台上做？从企业管理角度讲，对每天有收、有付的大企业，利用这个平台净额清算，就不用为每笔支付筹集准备金，从而提高企业本身的资金管理效益。对整个社会来讲，加快了资金流转速度，减少不必要的“三角债”，又能省出更多资源投向更有效的应用领域。
刘伟光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云智能新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产业金融是必然趋势。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产业与金融机构结合更紧密，未来，随着多方安全技术的普及，银银协同、银保协同会加速改变现在很多服务场景；二是对产业的变革，为传统行业提供更多的数字化服务，助力其数字化发展，金融机构用数字化手段加强了与产业的连接，从而更精准地提供金融服务。
周晔 汇付天下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各行各业数字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所有服务即时化、实时化的过程，需要金融行业无缝地和各行各业的场景结合在一起。一是金融服务和各行各业的场景连接；二是融合的问题，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流程中都能无感地嵌入金融服务。
在未来场景化金融服务的连接与融合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是需要有聚合API来连接场景，二是产业和金融的融合一定是通过SaaS等解决方案来实现，这会诞生完全不一样的金融服务形式。
六、人口老龄化及应对
（上下滑动看全文）
蔡昉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特定国情下，我国目前依然需要优先和重点发展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我国较高的就业非正规化程度不足以支撑第二支柱发展。当前居民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不足以支撑第三支柱发展。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解决其可持续问题，才可能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养老三支柱体系建设，但是要纲举目张，优先序还是重点发展基本社会养老保险。
Jane HUME 澳大利亚养老金、金融服务与数字经济部长：
政府要确保年金制度是透明的、高效的、适合现代劳动力的。今年6月，澳大利亚立法通过了“你的未来，你的超级改革”计划，这是30年来对年金制度最重大的改革措施。该计划在四个关键方面为个人改善年金系统：更容易选择更好的基金；基金要为表现不佳负责；通过清晰的业绩考核增加透明度和问责制；削减成本，消除个人的重复账户，使养老金账户跟随个人工作的转换而转移。
王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从整体养老体系建设角度出发，需要真正考虑老年人的需求，不仅仅是财务的需求，还要包括健康、居住、医疗服务等需求。养老体系在长期规划过程中，一定要对风险进行充分考虑，例如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大突发事件、医疗技术的重大突破等等。
傅帆 太平洋保险集团总裁：
总体看来，于2008年实施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效果不尽如人意。要解决其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特别是统筹考虑个税起征点的政策安排，同时优化税延参保流程，增加产品吸引力。
Nigel WILSON 励正集团首席执行官：
个人养老金投资策略应该和国家经济战略保持一致。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在未来将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养老体系建设发展较慢，我认为中国不应只是专注于发展养老三支柱中的一个，必须三个支柱同时发展，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江向阳 CF40理事、博时基金董事长：
中国养老金投资管理要更重视资本市场，要利用好资本市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实体经济，包括资本市场建设，都给养老金投资管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并带来可期待的收益。我认为，资本市场的活力和韧性都是可以信任的。
张旭阳 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光大理财董事长：
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发展，需要设计和提供更具个性化、更有温度的产品，要重视两个“90”：一是未来5到10年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可能向90岁迈进，产品设计应充分考虑90岁老人的养老需求；二是90后更需要沉浸式、体验式的养老产品，因此应从产品设计、投资、研究一体化的框架出发，提升养老第三支柱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度。
03
报告发布
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二“气候变化与可持续金融：趋势、机遇与挑战”上，外滩绿色金融报告《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发布（以下简称《绿金报告》）。报告课题组成员包括朱隽、艾明、滕锐、徐昕、白雪飞等。
《绿金报告》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出发，聚焦金融领域，对相关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进行了梳理，就金融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
《绿金报告》主要提出以下六个观点：一、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控制好转型风险；二、碳市场的发展对绿色低碳转型至关重要，金融可以在碳市场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三、央行可以积极引导绿色金融的探索；四、应对气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可发挥引领作用；五、发展绿色金融要做好三项基础工作；六、市场应在“一带一路”绿色金融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绿金报告》强调，绿色分类标准、信息披露、压力测试是绿色金融的重要基础设施，发展绿色金融要进一步夯实基础。
首先，推动绿色分类标准“国内统一，国际趋同”。绿色分类标准既需要适合本国国情，做到“国内统一”，促进国内绿色金融市场协调发展；又需要与国际标准相衔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促进境内外绿色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做好“国际趋同”。国际上，中国和欧盟正在研究推动绿色分类的标准趋同，计划于近期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将为形成全球一致的绿色分类标准提供基础。二是进一步加强气候信息的披露。当前我国在气候信息披露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披露的强制性不够、非金融企业气候信息披露进展有限、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未来，健全气候信息披露体系的努力方向是统一信息披露标准，推动强制信息披露，建立气候信息披露的公共平台与共享机制，并构建科学、全面的气候信息披露评估体系。三是要继续探索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是衡量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影响的重要工具。目前，全球累计约有20家央行或监管机构已开展或计划开展气候压力测试。人民银行正在组织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下一步还将继续探索和完善。2021·径山报告《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金融再出发》
10月24日，在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牵头负责的《2021·径山报告》发布。这也是CF40连续第五年发布《径山报告》。
《2021·径山报告》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肖钢，CF40青年论坛召集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CF40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和CF40特邀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2021·径山报告》主题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金融再出发”，分为一个综合报告和四个分报告。综合报告《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的新使命和新挑战》提出七大建议：一是注重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二是提升服务创新驱动的能力和效率；三是发展养老金融；四是发展绿色金融；五是增强财富管理功能；六是推动以人民币为中心开展国际金融业务；七是实施金融安全战略。四个分报告分别聚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再思考、充分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金融服务双循环背景下的城市群建设。
肖钢就报告内容指出，“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对内更多依靠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对外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人民币跨境大循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扩大货币的自由使用和内外循环，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10月24日，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屠光绍在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布报告《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研究——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在系统总结全球趋势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发展实践，为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健全和完善建言献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供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方参考的披露标准框架。
在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研究》课题报告发布会上，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发布课题报告
作为《报告》负责人，屠光绍表示，在全球可持续披露标准的健全和完善中，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其中，借鉴分享国际的最佳实践，做好与国际发展趋势的对接，但也不能简单的照搬国际标准，应在推动形成国际基本共识和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标准中，根据我国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报告》之所以立足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就是为了更好形成国际趋势和中国实践的融合，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投资发展，也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更是对国际标准健全完善的贡献。
《报告》指出，可持续信息披露是促进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和重要机制，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报告》课题组通过对不同代表主体的调研发现，缺乏统一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不仅给投资机构、评级机构、指数公司等信息使用方带来挑战，也给企业自身带来了较高的披露成本和相关困扰。中国亟需一套规范、具体、统一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
针对调研发现的现实难题，《报告》对目前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总结认为，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发展呈现五大趋势，即：可持续信息披露框架正走向趋同和融合，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日趋并重，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成为首要议题，可持续信息披露政策法规增加且趋严，行业特定标准的重要性凸显。
结合对国际和国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发展趋势的分析，综合考虑我国实际情况，《报告》从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完善中国可持续信息披露监管和构建中国可持续投资生态三方面提出建议。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